文｜董上德

晚年的阮籍，无法跟司马昭切割，却又刻意保捏距离，借酒消愁，且以“大醉”权作念“防火墙”，也因此挡掉了一些事情。然而，异常奇怪，有一件事他挡不掉，况兼似乎早有想到，计上心来，好像非作念不行，且看《世说新语·体裁》第67则：“魏朝封晋文王为公，备礼九锡，文王固让不受。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，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。籍时在袁孝尼家，宿醉扶起，书札为之，无所点定，乃写付使。时东谈主认为神笔。”

这是若何回事呢？正本，魏元帝曹奂在位时，拟封司马昭为“晋公”，也曾备好了“九锡”大礼，司马昭一再谦恭，不愿汲取。那时，一批公卿、将校纷纷到访司马昭的府邸，恳请、敦劝司马昭汲取朝廷的“嘉勉”。司空郑冲紧急布置使臣带着我方的亲笔信去求援于阮籍，请阮籍写《劝进文》。此时，阮籍刚好在袁孝尼的家里，头一晚喝醉酒（这本来是一堵“防火墙”），对付让东谈主扶起来，在木片上书写草稿，一气呵成（“防火墙”自动撤离），莫得任何改换陈迹，再楷写后录用来使。时东谈主都传颂阮籍是“神笔”。

这是魏、晋轮换工夫的“大事”，是“记号性”事件，司马昭在先后也曾“推却”了五次的情况下，终于汲取“九锡”了，时分在腾贵乡公身后，魏元帝曹奂被司马昭扶上天子位的第四年，即景元四年（263年）十月。

其实，众东谈主所熟知的“司马昭之心路东谈主都知”，是腾贵乡公留住的“名言”，司马昭的无餍家形象东谈主所共知。然而，司马昭真不是松懈之辈，他有无餍，更有耐烦。换了别东谈主，既然朝廷要加封九锡，进位“晋公”，半真半假一两次也就差未几了，何至于要前后“装”五次之多呢？

问题的关节在于司马昭豢养的军士成济刺死了腾贵乡公（《晋书·文帝纪》），成济负有“弑君”之罪，而司马昭虽然也脱不了关系。司马氏父子儒学教学不浅，尤其是司马懿“博学洽闻，伏膺孔教”（《晋书·宣帝纪》）；既然以“孔教”相标榜，那么，《春秋》大义强调要警惕“狼子无餍”，劝诫“搬起石头打本人的脚”，《孟子》说得更明确，“孔子成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。有如斯醉心“孔教”的“家学”配景，说司马昭内心莫得“畏俱”，确定划分理由。咱们不错进一步揣测，司马昭的超强“耐烦”，更有可能是其压在心底的“罪感心理”的滚动花样。他前后“装”五次之多，阐扬其藏于心中的“惊恐”在腾贵乡公身后的几年里一直难以排斥。虽然，司马昭一连五次的“谦恭”扮演，也不错领会成是他的“活动艺术”，意在一次又一次地强化我方莫得“无餍”的假象，算是为我方“留白”吧。

说了这样多，照旧想为了说阮籍。

阮籍写《劝进文》，是代郑冲等东谈主写，口气、口气都并非阮籍我方的。按说，以郑冲的学养和文笔，他我方也不错写，本来用不着十万火急般地去“发愤”阮籍作念“枪手”。关系词，郑冲请阮籍“操刀”，是事实；阮籍与嵇康等一批跟司马氏有矛盾的东谈主物交好，亦然事实。腾贵乡公也曾“驾崩”多年，事件也迟缓淡化；而阮籍看成与“体制”表里均有来去的名士，他似乎更有代表性，连《劝进文》亦然出自阮籍手笔，司马昭这一趟未必比拟“释怀”地汲取加封了。这未必是作念过体裁随从的郑冲还长短要去请阮籍作念一趟“枪手”的主要原因。

至于阮籍本东谈主，他当然很明晰赫然司马昭的多番“谦恭”扮演的“深意场地”，以他的世故心态，不会不知谈事情的临了效果：加封乃是势必，是早晚之事。故此，他接到郑冲的“求援信”之后，乘着未消的醉意，文不加点，以“倚马可待”的速率完成，除了阐扬他是“神笔”、文念念泉涌除外，惟恐更要紧的是，他早有“劝进”的著作在肚子里；不是他忠诚“劝进”，而是他看了三番五次的“扮演”，是“知彼心腹”，躲不掉了。

司马昭是需要身边有一个阮籍这样的东谈主的，姑且看作念是要争取的对象吧；阮籍是一枚“活棋”，用得着的时候，还简直管用。这是阮籍的无奈，亦然他的悲催场地。

咱们不要忘了，阮籍死于景元四年（263年），应该即是他写出《劝进文》之后的不久。死的时候刚年过半百，毕竟远远未到“耳顺”之年。他内心受到了若干诽谤，只须他我方才知谈。

（本文作家系中山大学中语系教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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